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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未来

发布于:2017-08-11 10:56:47

变革的快速袭来对于现代公司和组织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在他1937年发表的论文《公司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中,以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开篇:为什么我们需要公司?古典经济学家描绘了一个人与人在市场中直接接触、遵循市场规则、达成交易的世界,或者说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让成本不断降低、产品质量逐步提高。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大型的公司组织将成百上千人集合在一起呢?为什么要雇用这些人,换句话说,为什么不直接和他们在公开市场上签约?   科斯总结道:公司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也许在公开市场上雇用劳动力和组建公司一样便宜甚至更便宜些,但这一计算显然没有考虑搜寻合适的对象,在正确的时间找到正确的员工的难度,也没有考虑双方为了就某一价格达成一致而必须进行的讨价还价的时间及其他成本,更没有考虑保护交易机密的要求和与员工交流的需要。为了避免这些成本的发生,组建一个公司,将这些费用内部化相对来说要容易得多。          但今天的科技已经降低了许多交易成本。互联网的存在让在正确的时间找到合适的、有经验的人选与过去比起来已经容易许多。而讨价还价的成本也被降低了,人们相互沟通和合作的能力也已随着技术的进步有所提高。          既然交易成本总体而言降低了,那么大的公司和传统的管理是不是就该消亡了呢?          一批数量不大但却很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觉得,这一进程已经在发生了。他们指出,在一个全新的、没有公司存在的世界里,就会有Linux或者维基百科这样的东西存在,把全世界独立的工程师通过一个操作系统联系起来,或者由线上的上百万用户负责维护。          在《维基经济学》(Wikinomics)中,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和安东尼·威廉姆斯(Anthony Williams)对企业家当头棒喝。在他们看来,目前最具颠覆性的技术就是大规模合作(Mass Collaboration)。它能让公司员工、消费者、社团成员、纳税人在全球的舞台上拥有创新和创造价值的权力。他们预言,我们可能正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也许是一个黄金时代的开端,它堪比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希腊民主的崛起。跨国界、跨领域和文化的大规模合作是经济的、令人愉悦的——一种新的经济民主正在发生,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其中充当领导角色”。          最近,他们的观点屡见报端,我对这些论点也特别熟悉了。杰夫·贾维斯(Jeff Jarvis),一个在大学教授新闻的博主对大城市里报纸的衰落无动于衷,并且提出“公民记者”将逐渐崛起取代报刊的地位。简而言之,任何一个拿着掌上电脑的人都能用文字、照片、视频记录新闻事件,再把它通过微博等服务放到网上去供其他人欣赏。作者和读者两种身份会合二为一。唐·塔普斯科特和安东尼·威廉姆斯称这种人——“产消者”——会成为新的产业构成单位。          我并不能预知未来,但我对此持保留意见。          原因之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弄明白这些所谓的Linux工程师、参与编辑维基百科的人以及“公民记者”以何为生。目前,他们仅仅是出于爱好。但是,这一切要想走向商业化,就不得不给参与者提供养家糊口的途径。因为我们发现,在科斯所提的交易成本当中,有些——比如寻找有合适才能的合适员工的搜寻成本——的确是随着网络的普及下降了,但其他交易成本实际上却在提高,因为日益增加的复杂性要求一定程度的协作和质量控制,而这是“大规模合作”无法实现的。          不过,虽然“大规模合作”的乌托邦式梦想不一定会实现,但全球化无疑是有好处的。维基经济的核心概念——开放、把同行联系起来的网络、信息共享——正是制定应对变革的策略的关键基石。          我们这个时代另一个主要的管理大师加里·哈默(Gary Hamel)并没有呼唤公司组织的解体,他只是看到了变革加速发展要求我们采用革命性的新方法来进行管理。在他的作品《管理大未来》(The Future of Management)中,哈默指出,现在的管理已经远远落后于创新的脚步了。“就像内燃机一样,管理已经成了一门不再进化的技术,而这很不好。”他说。          哈默并未试图拼凑出新的管理秩序的细节,他只是声称新的管理一定要让公司比现在有更强的适应性。在现有的管理范式里:          深层次的变革总是由危机引发的、插话式的——通过一系列自上而下推行的信息、事件、目标和行动来实现。可悲的是,它很少是由机会引发的、连续的、公司自主学习和适应的结果。我们可以庆祝郭士纳对IBM的成功改造,或者卡洛斯·戈恩将尼桑公司起死回生(像在耶稣的帮助下复活的圣经人物拉撒路一样),或者罗斯玛丽·布拉沃(Rosemary Bravo)对巴宝莉(Burberry)时尚品牌的重塑,然而这种改造总是不幸被延迟了的革新——适应性的昂贵的替代品。          哈默指出,目标是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它能够进行连续的、不产生创伤的复兴。这可能需要一些基本但是全新的管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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