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公司道德的基础是相当简单的。不要说谎、不要欺骗、不要偷窃。遵守社会要求的法律法规。         然而在最近几十年，人们逐渐要求公司能够更进一步参与到服务社会的活动中去。这种压力始于20世纪70年代，一个宗教组织和其他非营利性组织开始向一些公司施压，要求他们停止向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进行投资。几乎同时，美国犹太国会针对它怀疑支持以色列的阿拉伯抵制运动的公司采取对其不利的股东行动。接下来几十年，环境组织打先锋，迫使公司停止对环境造成损害的开矿、钻探或砍伐行为。         时至今日，公司的社会责任已经成了联合国支持的成熟运动，并以CSR的首字母缩写确定下来。特别是在欧洲，许多公司已经引入了“三重底线（Triple Bottom Line）”的概念。理论上，这意味着他们不能只按获得利润的效率来评估自己的活动，还要衡量对人、对我们的地球的社会效益。于是，公司的目标不再是简单的为股东谋利，还包括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谋利——它的定义非常广泛，包括了所有会受到公司行为影响的生命个体。         弗里德曼在2006年去世之前，一直严厉批评这种运动。他宣扬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创造利润。公司的管理层应该遵守道德和法律的规定。但如果他们的使命与社会要求相冲突，那么就会失败，让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保证企业追求利润的过程能增加广义的社会福利。         就连某些自由主义者，比如经济学家、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也反对这种“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他评论说，通过立法来保护民众和环境是政府的责任，而不应该在政府失职的时候要求企业来承担这一任务。英国前工党首相托尼·布莱尔在某次于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回答会议组织者关于“你怎么看待企业的社会责任，比如如何应对全球变暖”的提问时，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企业的首要责任，就是把生意做好。”         但正如德鲁克所指出的，现代公司组织无法回避这样一个现实：它对于社会而言需要承担很多责任。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他们必须对公司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负责。如果污染了空气或者水源，如果损害了雇员或居住在工厂附近的居民的利益，如果制造了不安全的产品，如果做了任何侵犯民众权利的事件，它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而且，没有哪个公司能完全不在意它的运作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一个健康的公司、一所健康的大学、一家健康的医院，不能在一个生病的社会环境下存在下去，”德鲁克写道。“尽管社会病态的成因并非是管理，但健康的社会显然对于管理有益。”比如，如果公共教育系统恶化，公司组织就有责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长期来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教育水平的影响。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一连串丑闻让人们迫切要求大的上市公司负起社会责任来。在《董事会里的反抗》（Revolt in Boardroom）一书中，我考察了2005～2006年著名的CEO被解职事件。我认为，大型上市公司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政治机构，它需要公众的支持和友好态度才能存活并繁荣下去。如果像过去十年那样失去了这种支持和友好的态度，就会引发种种病症，而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也最终会受到威胁。         艾伦·拉夫利在过去的十年中担任宝洁公司的CEO，他是深谙此道的新型商界领导人。在一次采访中，他解释道，他的前几任CEO倾向于把重点放在“股东”上，而他则更侧重于“利益相关者”。当我问他哪些人属于利益相关者时，他提到了他的员工、管理团队，还有宝洁公司销售对像公司的员工以及数千家供应商。利益相关者还包括它在160多个国家的潜在客户，以及这些人生活的社区。         到他讲完的时候，我已经很难说清楚到底地球上还有哪部分人群不是宝洁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了。         与拉夫利差不多同一时期的经营着沃尔玛的里·斯科特是另一个例子。在2000年初接手CEO的工作不久，他就遇到了一场旨在展示沃尔玛对它的员工以及它所在的社区有坏影响的联合运动。对此，斯科特展开了自己的攻势，他任期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向世界展示沃尔玛，事实上是重视“三重底线”的：它不只要赚钱，还为人们创造工作机会，并致力于环境的改善。         在与强调公司要承担社会责任的CEO们的谈话中，我发现了另一个非常普遍的主题：他们中的许多人说自己做这些是为了公司的员工。         想一想我们在第3章“激励”当中讲到的内容。如今的工人需要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感觉良好，这通常会转化成希望去一家做有益的事业的公司工作。通过在解决环境问题或其他社会问题上保持积极主动的态度，能够形成对员工的吸引力，让现有的员工或者其他希望加入进来的员工都愿意为公司工作。特别是那种在人才上竞争非常激烈的科技公司，发现人们更愿意为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工作。